孔融不仅是个名士,也是个文学家,被曹丕列为“建安七子”之一(见《典论·论文》)。他死后,曹丕曾为他募集遗文共二十五篇。但这为数有限的遗文,后世又有所散佚,大多只是片断流传,其中诗歌仅存八首。就其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散文胜于诗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对他作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孔融散文的特色是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前面提到过的孔融嘲讽曹操父子的书信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两篇《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也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前篇历数古代哲王圣贤、文臣武将因酒成事,建立功业,得出“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的结论。第二篇更是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曹操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反唇相讥道:也有因妇人失天下的,何以不禁婚姻?临了干脆一针见血地揭出曹操的老底:“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孔融在文中强词夺理,反对禁酒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借以显示他跌宕的性格和犀利的笔锋,这或许就是曹丕批评他“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的原因吧。
孔融的散文除了以上特色之外,也不乏深沉委婉的风致,如前文提到的那篇有名的《论盛孝章书》。总起来看,他的散文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这是孔融有别于同时其他作家的地方。同时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这又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与散文相比较,孔融的诗歌显得逊色。其《杂诗》第二首抒写幼子夭折的悲痛,哀婉动人,不失为当时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诗歌中较有认识价值的是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刚傲、不阿权贵的人士大约总免不了蒙冤遭害的不幸命运。“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