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是孟子关于人性的思想的一种论述,是指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固有的基本特征。孟子认为具备仁义是人天生的禀赋,但是在人的本性中只是开端、萌芽,即善端,并不等于善的完成。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这种禀赋,所以他强调环境和教育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年成的好坏,职业的不同,周围人们的影响,都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起制约作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有无恒产(固定的产业收入)起决定作用。高于一般老百姓的士人,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在于主观的努力。如果珍惜人性固有的善端,志趣远大,即使环境恶劣,也不能动摇一个人奋发向上的意志。相反,如果自暴自弃,人性就会丧失,把自己降低到禽兽的水平。孟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给人民提供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以便进一步诱导他们向善;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套“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及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方法,要求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后来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即性恶论。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的自然情欲,即人的天性。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他著有《性恶》等篇阐述这一论点。董仲舒用阴阳观念来阐明人性的性质,区分贪、仁两种人性。他还以仁性为性,贪性为情,含有性善情恶的思想倾向。唐代哲学家李翱在《复性书》中,明确提出性善情恶的观点,认为“人之性皆善”,而“情者,性之邪也”。又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者也。”性善是天赋的,圣人能够保持先天的本性,而不惑于情;普通百姓则为情所惑,丧失了原来的本性。性是纯粹至善的,情是惑性、害性的。由此进而提出灭情复性,以成圣人的主张。宋代邵雍也有性善情恶的思想。他主张性是无私而清明的,情是偏蔽而昏暗的。性善情恶的观点和佛教的心性学说相通,具有僧侣主义色彩,曾受到王安石等人的批评。东汉时期王充则明确提出性有善有恶,认为人性或善或恶,本性不可移易的人极少,大多数人是可善可恶或善恶混,他称之为“中人”。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他强调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决定作用,举例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孔子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一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王充的人性论亦有宿命论色彩。他认为善恶是气禀决定的,“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然人性论。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孰是孰非,只是要弄清楚孟子的思想。
孟子为了劝说滕文公,举了三个例子,举成覸的话是教人立志成人勇往直前,因为成覸是个勇士,什么都不害怕;举颜渊的话是鼓励人“亦若是”,勉人成性养善之仁,因为颜渊是学习圣贤的模范;举公明仪的话是告诫滕文公要懂得做人的准则,因为公明仪师文王,信周公,懂法则。之所以举这三个例子,就是想要还没有当政的滕文公笃信力行学习圣贤,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爱民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使虽然很小的滕国能成为一个善良友好的国家。然而为善去恶说起来容易,要想真正做到却很难,所以孟子告诫滕文公,要象《尚书》上说的那样,若是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眼花,那个病患是不能痊愈的。也就是说,要下猛药,要用猛力,不可自卑于地狭位低,学习尧舜,方可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