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精神

　　构成谢枋得思想和精神境界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一是爱国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主色调，也是最为后人敬仰的。第二，程朱理学对他的影响。第三，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爱国主义思想　　分析谢枋得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道德认知水平，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笔者认为谢枋得爱国主义精神是高尚的，是有传承意义的。谢枋得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怀，对故乡山河和亲人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认同，这可说是谢枋得爱国思想的核心，并使他的爱国思想远超出了单纯抗元斗争的范围。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除了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权之外，还指生养哺育人们的山川大地和人民群众，当然也包括故乡和亲人师友，包括儒家文化。正是对这一切的热爱，才使谢枋得强烈憎恨南宋的贪官污吏和蒙古贵族压迫者。　　谢枋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爱国志士，这决不是偶然的。谢枋得生活在宋、元之际社会动乱的时代。他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他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父亲谢应诱曾任浔州签判，为人正直；母亲桂氏也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受到父母有关忠义爱国的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谢枋得在被押赴大都时还高唱“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硬对皇天。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充分表达了他那威武不屈的民族骨气和贫贱不移的高尚志向。　　当然，对谢枋得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更大的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谢枋得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四书五经，谢枋得非常熟悉祖国的历史，并常以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为榜样。他特别敬仰辛弃疾，一则他也是诗人，也是爱国者，情趣相近，志向相同；二则，谢枋得和辛弃疾均属同朝，辛弃疾长期在铅山定居，有亲切感。1271年，当元军长期围攻襄、樊，南宋国运垂危之秋，谢叠山曾与同志十七人在铅山金相寺集会祭奠辛弃疾，盛赞了他“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表示要将他的言行录于书史， 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谢枋得的爱国往往又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谢枋得忠君思想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谢枋得“从道不从君”，当皇帝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时，他才报以无限忠诚。当皇帝的旨义与谢枋得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时，他也不会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如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受抑，他不从还乡，可见他对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特别是1276年从大都寄来太皇太后谢氏命令南宋各地臣民降元的招书时，谢枋得并不服从。后来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可见，谢枋得对皇帝并非只是无原则的愚忠。

程朱理学对其影响　　谢枋得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本人又是南宋大臣。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一生恪守封建道德，谢枋得誓不化元，从思想根源来说，一是为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元朝初期斯文遭践踏，文坛萧条，儒生被欺凌，儒道被遗弃。同时元朝把人分为四等，汉人和南宋遗民地位最低，谢枋得反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反对的是元朝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二是程朱理学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建立，文化道德上的专制主义必然是皇权所要求的。汉代的《礼记》以“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来强调皇权和父权，董仲舒概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构成了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宋朝，在河南洛阳学者程颢、程颐两兄弟和南宋婺源人朱熹，又把封建伦理道德理论推到了顶点，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通俗化，并把“三纲五常”当作社会最高道德标准。南宋后期，朱熹所提出的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谢枋得深受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与参政魏容斋书》中说：“忠臣不化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常道也，……此某书中第一义也”。

道教思想对其影响　　谢枋得信奉道教，这和南宋的历史环境有关，国破家亡的惨痛，使他对现实社会十分厌倦，逐渐滋生出世入仙的思想。道教的理想就是，世上没有战争，没有灾荒，人人安居乐业，信徒们希望通过修炼得道成仙。这种道教思想符合当时谢枋得的心理需要，谢枋得对功名利禄一向看得很淡，他不与豪门接近，生活俭朴，这与道教提倡的“清静无为”，非常接近。　　谢枋得在青年时期就精通《易经》，中年时期又信奉道教，在晚年所交的人物中，多半是道与卜方面的朋友，也有一些书画及文友，在他的文集中有不少和他们往返的文字之作。如《贺蔡芳原判镇为道士启》云：“满目氛埃，儒术不胜其拘贱；游神清静，道家尚可逍遥”。四十三岁以后开始学道家的“辟谷养气”之学。“辟谷养气”,这种养生术早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要“养气”，首先必须保持情绪的和谐安定和心理的平衡，也就是平日要心平气飘安静养神，“乐天知命”。其次，还必须保持人体内的清新洁静。而谷物、荤牲等都会破坏“气”的清新洁静，所以要除欲、禁食。禁食，也叫“辟谷”或“绝粒”。据道教的说法，神仙就是“饮风吸露”，不食人间五谷的。　　谢枋得为了练习“辟谷养气”，实行节衣缩食。从此，他不再服用丝绵衣被，常穿麻布服装。平时，他不吃或少吃荤牲，经常是只食少量蔬果。　　他在流亡期间，曾遍访武夷山、龙虎山等道教圣地，还号称“依斋易卦”，为人卜课算命，几乎成了游方道士。在《宋史列传》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云：“卖卜建阳市中，有来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钱，悉谢不取。其后人稍稍识之，多延至其家，使为子弟论学”。他在《与菊圃陈尚书札》中写道：“某少日酷信书，谓患难夷狄，皆可行道，辟世者小丈夫也。……今而知辟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读道家书颇有益，不敢号于人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