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一、任用宰相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眼光精准,能够根据时代需求来选拔贤才。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 开元初年,国家需要拨乱反正,走上正轨,玄宗看中了多谋善断的姚崇。在渭川见面时,玄宗提出他当宰相, 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事要说”,玄宗一一应允,他这才同意。“十事要说”包括了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姚崇上任后, 帮助玄宗贬逐功臣、杜绝斜封官、整治外戚等。姚崇还主持了开元初年的对蝗灾的治理工作。当时在黄河的南北地区都发生了严重蝗灾,对庄稼的破坏异常严重。姚崇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消灭蝗虫,不仅会导致经济的重大损失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对于国家稳定也至关重要。他亲自指挥,下令各郡县要全力以赴消灭蝗虫,有功的进行奖励。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蝗灾没有再继续蔓延,很快被制止住了。 国家渐入正轨后,玄宗要以法治国。这时,打击政敌、招权纳贿、搞小集团的姚崇便下台了。玄宗又看中了为人耿直、讲原则的宋璟。为政期间,他直言上谏、不数私恩、严于律己,并把要继续实行姚崇时期好的制度。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地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弄个好官儿做做。结果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给他说情,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最后,宋璟因工作失误以及过于守旧被罢相。 宋璟罢相后,张嘉贞接替了他的位置。不久,文武双全的张说又取代了他。张说上任后,军事上,裁减了20万边防军,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政治上,改革宰相机构,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增加了中书省的权力:文治上,任丽正书院领导(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在张说的辅佐下,开元盛世发展到了极点。开元十三年,在张说的主持下,唐玄宗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张说后的几位宰相,都因为不和而被罢免。 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地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二、革新吏治 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
三、盛世危情 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政治更加黑暗。
四、安史之乱 玄宗对于唐朝的危机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向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大伤元气。 一是西边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开战后互有伤亡,损害了历来的和睦友好关系。二是西南的南诏国。由于边境将领的骄横跋扈,致使本该平息的冲突日益升级,结果唐朝征兵和南诏开战。先后战死、病死的唐兵达二十万之多。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唐代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都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与杨国忠想尽快平定乱事,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 太子李亨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灵州,在今宁夏吴忠市区),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五月,唐玄宗驾崩,十三日后,肃宗崩;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军事 一、武功显赫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早在唐玄宗即位之前,北方边境已是危机四伏。在武则天做皇帝的初期,即公元68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的李尽忠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煽动部下反叛唐朝,而且攻占了营州。武则天派兵反击,结果失败。此后,在公元703年,安西地区的碎叶镇也被突厥攻占,致使丝绸之路最后断绝,严重影响了唐朝的声誉和外贸经济。 北方的领土在唐朝初年曾经统一,而且设置了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到了武则天主政以及做皇帝时期,突厥人经常骚扰边境,还攻占了蔚州(河北蔚县)和定州(河北定县),迫使唐朝将安北都护府南迁。
二、兵制改革 为了重新统一北方,唐玄宗采取了很多措施,为收复北方领土做准备。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三、开疆拓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经济 检田括户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文化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唐玄宗的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新的发展,超过了他的先祖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
重视图书建设 在文化事业上,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开元七年(719)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 060部,51 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 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音乐 唐明皇就任以后,在皇宫里设教坊,“梨园”就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唐明皇极有音乐天份,乐感也很灵敏,经常亲自坐镇,在梨园弟子们合奏的时候,稍微有人出一点点错,他都可以立即觉察,并给予纠正。(相当于一个好的指挥家!) 《旧唐书·音乐志》也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他还制定了《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多首羯鼓独奏曲。 唐明皇还很喜欢舞蹈,相传著名的《霓裳羽衣舞》的曲调,就是唐明皇根据河节度使杨敬述将从印度传进来的《婆罗门曲》来润色改编,又称有月宫的神仙托梦与他创作而成的,且不管如何传说,但《霓裳羽衣舞》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 唐明皇个人能够演奏多种乐器:琵琶、二胡、笛子、羯鼓,无一不通、没有不晓。因此,我们说,唐明皇除了是个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对艺术的普及,尤其是在人才的培养,以及和各地、各国的艺术交流方面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