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记述汉高祖至武帝五代汉皇的后妃,以正后为主,兼及妃宾,并涉及后妃的亲族,所以称为《外戚世家》。
记后妃,自然要反映宫廷内部的一些情况,这就能使读者看到帝王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后妃之间为争宠、争权势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构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一部分。后妃一旦得宠,其父母兄弟立即青云直上,这些皇亲新贵往往成为影响王朝政局的重要势力。刘邦死后,诸吕擅权,几乎取代了刘家王朝。这个历史教训司马迁是很重视的。在写到窦皇后的两位兄弟受封后,特意记述了周勃和灌婴的一次谈话,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窦氏兄弟会不会“又复效吕氏大事”,所以要为两人选择师傅宾客。这里作者显然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教训,这也是作者对本篇的命意之一吧。
或许是某种巧合,篇中的几位皇后都是出身微贱,而她们能当上皇后又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有的是阴差阳错,有的则事出偶然。一个微贱女子,一觉醒来变成了天下最尊贵的妇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司马迁则用了一个“命”字来作答案,并且还记载了一些异梦、占卜等以自圆其说。从写作角度而论,一个“命”字贯穿全篇,使文章骨节通灵,显出了章法的高妙。但从观点方面来说,却反映了司马迁思想的局限,这种局限在开篇的序言里表现得更为集中。序言的基本观点是,夏、商、周三代之兴在于后妃,三代之亡也在于后妃;婚姻是人道之大伦,所以必须谨慎;婚姻的后果如何是命里注定的。这段序言自然是要告戒当朝天子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其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把三代兴亡的原因归之于女人,不仅表现出对妇女的偏见,更主要的是这种历史观极不科学。当然这种观点并非司马迁的创造,但通过他的宣扬使这种观点对后世的不良影响更为广泛。关于命的议论,与他在许多篇章中对天命的否定与怀疑自相矛盾,表现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本篇后面附有褚少孙续补的几段文字,所记的史实与司马迁原文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记武帝寻找其同母异父姐姐一段较为生动。记卫皇后弟卫青及其四子被封,贵震天下,之后引述了一首民歌,正是太史公常用的笔法。褚先生好为议论,但其见识远逊于太史公。武帝为防止吕后专政的历史重演,竟杀死了太子之母钩弋夫人。而褚先生却认为这是武帝的“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甚至赞扬说“岂可谓非贤圣哉!”真是荒谬至极!难怪后世学者对这种谬论异口同声地予以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