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为背景,以孟樾教授一家为主体,描写了其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人格操守和各自不同的性情风流。民族恨家国仇,山河破碎,即使偏居西南一隅,也未能逃脱入侵者的战火。但是,这样的乱世里,他们依然教书读书做学问,依然关心亲人朋友,人心人情从来没有因为战争而失去了体贴、安然和细腻情怀。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很少失态的,很少乱世里的焦躁。他们心绪起伏,却并不抱怨,依然坚守着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本职,如警报和轰炸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情愿身陷泥土也紧抱实验仪器;孟樾先生写直面历史的研究文章,并不忌讳是否得罪了当局。他们关注着民族危亡的时局变化,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含糊,且本身已然置身其间,并非超然世外的,但纷乱中的他们却依然葆有读书人的内心追求,如孟樾先生所云“若能在心里保存一点自蘸清溪绿的境界,就不容易了”。
当然,他们的性情风格也存在着差异,有视科学研究为生命的庄卣辰,有沉浸于楚辞华彩里的江昉,有言语刻薄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有嗜好云烟云腿、学问骂人都了得的白礼文,也有学问之外很善经营也不免沾花惹草的钱明经,等等。离乱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运命。但是,他们总体呈现着一种特殊的气质,是一种为人为文的自觉,是对自己所事工作学问的一种身心认同和尊重,是乱世里依然葆有审美心态的从容——腊梅的暗香流动于炸弹腾起的尘烟。
也或如此,《东藏记》起首即写昆明的非常蓝天白云,“聚得厚重时如羊脂玉,边缘似刀切斧砍般分明;散开去就轻淡如纱,显得很飘然”,叙事中时见彩云浮动,如小说中写“嵋”们两次逃警报,第一次,敌机只是路过,“他们出了防空洞,见天空还是那样蓝,云彩还是那样飘逸,腊梅还是那样馥郁”;第二次,她们经历了真正的空袭,“嵋”被人们从土中扒出时,“天还是那样蓝,那朵白云还在不经意地飘着。外公,警报,飞机,炸弹在她脑中闪过,她随即意识到,自己已经死过一次了。”云朵好似观照了人物内心的成长,云若一种诗性的存在,处处于日常生活,却也是超然的,审美的,是战乱里这些读书人的灵魂追求。
有一段对话印象颇深。是昆明学生第一次游行时,仉欣雷和嵋、小娃还有玮玮相逢,仉欣然请他们去吃西餐。看着嵋“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是自觉的诗意了。不是那种植了几盆菊花就自许“采菊东篱下”的诗意,是心中有持守,脚下是泥、头上是云的“见南山”。
丰子恺有一幅名为《警报作媒人》的画。不画警报下的纷乱窜突,却画一对蓝衣红服的男女坐在两崖夹峙的草地上,在谈情说爱。丰子恺在他“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对此有生动描绘。其时,日军登陆南宁,攻陷了宜山附近的宾阳,学生教师扶老携幼逃难贵州,道路崎岖,交通阻塞。那样的时候,警报频响是太平常的事了。但画中却丝毫未见流露途中的种种艰辛,和对国难家事的愤慨忧心,还是将画笔将人生的美——那种纷乱中的人性美——点化出来,使人觉得活着还是有希望,有安慰,有温暖的。如废墟里飘然的腊梅香一般的清贵。
乱世不见得都因为了战争,所谓盛世其实也危机四伏,所以消沉、堕落或者随波逐流其实不必挟持了时代来作理由,倒不如反求于诸己的心念和持守,或者说自身对曾经的信和念的坚定或游移。心念的在在凝聚,恰成一种力量。
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不该只是在小说里,抑或西南联大的历史记忆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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