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第26军的一名上尉军官,带着自己的妻子、一箱青岛啤酒及身上仅有的3块大洋,从青岛撤退到台湾,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涯。7年之后的1956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郎咸平出生。
“满分100分,我只考了5分”
成名后的郎咸平多次谈到,自己不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
“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差,包括体育、艺术、学习成绩等。我心中充满了自卑感,而且对未来也不敢有什么想法。”郎咸平回忆的语调里,有一丝惆怅。
郎咸平迄今还记得爸爸在他小学5年级时,拿了一份算术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练习,满分是100分,郎咸平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
幸运的是,那一年台湾开始实行小学直升初中,不用考试。郎咸平成为台湾第一届小学直升初中的学生,进入大同中学。
但身为差等生的痛苦随之延续到中学。初三分班的时候,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是给那些差生开的班。
考前3个月,郎咸平感到了压力,就想念书了。但是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考前两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考前1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第三志愿成功中学高中部。
回忆起那次决定命运的考试,郎咸平认为是自己买的那种版本的“考前30分”帮了大忙。高中毕业后,郎咸平顺利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读经济。
改变人生的作弊
郎咸平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境遇有关。
据他回忆,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快捷方式,作弊抄一抄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
“第一次60分,第二次零分,平均起来是30分。这样的话,第三和第四次月考大概都要考100分才不会被淘汰。当时,我都想干脆放弃算了。”郎咸平说。
就是在这时,他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变。郎咸平继续回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点,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郎咸平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这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郎咸平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候,我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以前是放牛班出生的。我这个爸爸的反应也稍微慢了一点,10年以后才搞清楚儿子初中在干什么。”郎咸平说。
研究所第二年,郎咸平的同学郑家钟在《工商时报》做记者,他把郎咸平也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当记者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年轻的记者,才23岁。”他前前后后做了两年记者。
之后,郎咸平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台湾职场似乎跟他较上了劲,他始终一无所获。“无奈之下,我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他说。
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郎咸平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
这所惟一接受郎咸平的学校,竟然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是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
去是不去?还有两万美金的学费。此次郎咸平最终成行,完全是母亲的决定。“我的母亲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两万美金,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
两年半攻读博士学位
郎咸平在沃顿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回忆那段狼狈的日子,郎咸平说:“那时我就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去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我从9月份拖到12月份才交学费。”
1985年,郎咸平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起初,因为没有胆量做公司财务的课题,他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
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艾尔温·弗伦德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碰巧郎咸平曾义务帮他搜集过一些资料,因此弗伦德很希望郎咸平继续帮忙,就收下了他,并要求他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这便是郎咸平在公司治理研究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我情愿往国内走”
博士毕业后,郎咸平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然而,异国平静的学术生涯,在郎咸平看来又有一丝沉闷。在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因为在那边太专业。你发现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看到播出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到回这里。”
1994年,郎咸平抵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此,郎咸平由一名亚洲与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000年底,郎咸平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
2001年底,郎咸平进入内地证券市场。他提出:“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郎咸平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
这一年,2004年,郎咸平48岁,身份是香港中文大学和内地长江商学院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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